女高管在工作期間懷孕,本來是件好事,但公司則以“莫須有”的違紀行為,將女高管解聘。無奈之下,女高管找到律師,並向天津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勞動仲裁,雙方對簿公堂……

  李某與天津某物流有限公司於2011年4月份簽訂勞動合同,2012年李某被物流公司聘任為品牌部經理,2017年4月份雙方簽訂了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僅過了一個月,物流公司相關部門口頭宣佈品牌部解散,相關職能及人員在保持工作職責不變的情況下,等待進一步的安排。

  此後,李某一直按照本崗位職責繼續盡職履行職務,然而物流公司相關人員無端製造事端,想方設法排擠李某,在李某沒有任何工作失誤的情況下,以存在違紀行為,連續三個月的績效考評被評為E檔。隨後,因不能安排合適的工作崗位,物流公司人員準備與李某協商解除勞動合同,但始終沒有達成一致。

  2017年8月10日,李某發現自己已經懷有身孕,併為此與物流公司人事總監溝通,告知其已懷孕的情況,在得到允許後,於轉天經醫院確診出具診斷報告後第一時間發送給物流公司人力資源部全體人員。

  但物流公司在明知李某懷孕的情況下,在8月11日晚向李某發出《解除勞動合同的通知書》,告知李某在工作中存在違紀行為而解除勞動合同的決定。李某在拿到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後,找到了承辦律師諮詢,之後,承辦律師代理李某依法向天津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勞動仲裁,要求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等待遇共計16萬餘元。

  承辦律師接受委託後,認真聽取李某的陳述,基本判定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孕期女職工勞動權益的案件。在進一步瞭解案件情況之後,承辦律師確定了辦理思路,並向天津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充分表達。

  首先,承辦律師認為物流公司的解除依據不具有合法性。物流公司作為處罰依據的《員工獎懲制度》,未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沒有職工代表大會或全體職工提出意見的書面記錄。同時,物流公司沒有就《員工獎懲制度》在公司內進行廣泛公示,沒有留下任何公示痕跡,李某從未表示過“已經詳細閲讀《員工獎懲制度》,遵守《員工獎懲制度》”的意思表示。因此,物流公司所提供的《員工獎懲制度》在制定過程中,在擬定、討論、協商、內容、程序等各個環節均不符合關於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不能作為解除勞動合同的依據。

  其次,李某不存在違紀行為的事實。從實際發生的公司行為上看,物流公司主張2017年7月份-8月份有曠工行為,但卻足額髮放全勤工資的行為,確認了李某在此期間不存在任何違紀行為和曠工的情況。從違紀處理程序上看,物流公司對於所謂的“違紀行為”,從未告知過李某,更沒有通過負責公司獎懲的部門按照制度規定程序作出任何處罰的行為。從違紀嚴重性上看,在如此長的週期內,物流公司並未就“嚴重”的違紀問題對李某提出過任何形式的批評教育或警告,這説明李某的行為並未達到嚴重違反公司制度的標準。

  再次,物流公司所出示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解除主張。物流公司在庭審過程中提交了證明李某脱崗的視頻,視頻所反饋的內容不具有影響的唯一屬性,李某否認監控視頻所有沒有正面及工作以外的影像,物流公司也不能進一步舉證證明視頻影像的唯一性,因此,物流公司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後果。

  最後,物流公司在解除李某勞動合同的行為實體和程序方面,均存在重大過錯,解除勞動合同的證據嚴重不足,解除勞動合同違法,應當支付賠償金。

  在庭審過程中,曾存在調解環節,因雙方不能達成一致,最終,天津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在法定期限內作出裁決認定如下:物流公司向李某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支付休息日加班費、帶薪年休假工資,支付冬季採暖補貼共計16萬餘元。

  以案説法

  本案是典型的女職工勞動權益保護案件。委託人李某是一個女高管,在不明就裏的情況下,遭受了調崗、降薪、評定差績效、不接受懷孕證明等種種不公平對待,通過本案的辦理,承辦律師從兩個層面進行分析。

  從勞動者層面來看

  在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時候,應當及時與相關部門進行溝通,不要聽之任之,應當向公司明確表示自己的真實意思。本案中,李某在績效評定時,連續評定為最差等級,卻沒有尋求解決的行動。

  女職工的特殊情況需要證明的,應當是先做診查,拿到證明文件後,再提交。本案中,李某口頭通知懷孕的情況,等拿到醫療證明時,卻同時收到了解除的文書。

  從用人單位的層面來看

  以《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解除勞動合同的,必須要格外注意,是否有充足的依據,是否有確認過的違紀事實,在程序上,有工會的單位還需要通知工會,只有做到“有依據,有事實,程序正當。”才是一個合法的解除行為,否則需要承擔不利後果。

  違紀行為的及時確認和作出,要及時固定證據,要求員工確認,發現嚴重違紀的行為,解除要在六個月內提出並完成。

  市婦聯權益部的工作人員表示,“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意味着女職工可能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在生育上,這無疑加大了用人單位的用人成本,造成了女職工面臨就業受歧視、晉升受限制,懷孕被轉崗等不公平待遇。

  本案件在指導女職工遇到不公正待遇時如何及時有效維權,用工單位如何遵紀守法、落實國家和法律規定兩方面,對雙方都進行了專業指引,尤其是對保護職場孕媽媽的勞動權益非常具有借鑑作用。

  來源:天津政法報